性侵未成年人事件频发 “化学阉割”值得中国学习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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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，性侵儿童的事件频发。根据最高法的数据：2015年至2018年11月，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11519件，平均每天几乎有7例。

　　今年3月，“韩国N号房事件”引起网友举报多家国内网站，同样存在大量未成年不雅影像，注册会员达八百万余，部分视频甚至出现成年男性猥亵女童画面。

　　每每“未成年”与“性侵”相关联，除了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，也会引发人们对于相关犯罪行为涉及的法律及处罚措施的讨论。

　　对未成年人性犯罪，去年6月10日美国阿拉巴马州签署的一项草案：

　　针对儿童保护，规定性侵13岁以下未成年人的21岁以上罪犯，在距假释期至少一月前，自费进行“化学阉割”，即使用药物抑制性欲(能力)。

　　否则，该犯将继续留监。

　　至此，化学阉割作为对性侵儿童的震慑方式，执行于欧洲部分国家、韩国；美国加利福利亚、路易斯安娜等8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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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重复犯罪下的立法“阉割”

　　1941年，医学科学家哈金斯首发研究成果，论证抗雄激素对前列腺癌的治疗功效；1987年，性学家约翰·曼尼撰文承认：早于1966年，醋酸甲羟孕酮就被其应用于“恋童”欲的消解。

　　至此，化学阉割有了临床证据的支持。

　　将拒绝化学阉割的性犯罪者强制送返监狱，这项法规，在法国早已通过，是当时的一系列的儿童性侵重复犯罪促成了这一立法。

　　2004年，58岁的弗朗西斯·埃弗拉尔第三次因性侵儿童入狱。当年，时任司法部长的佩尔本宣布将以药物研究重击重复犯罪，尤其针对儿童性犯罪者。

　　3年后，假释不久的埃弗拉尔再次绑架性侵5岁男童，引发公愤。时任总统萨科齐慰问受害人亲属，召开内阁会议，表示“不能放任病态、杀害和威胁儿童生命的人”外，决定若罪犯同意，将对其化学阉割，再返社会时须佩戴电子追踪设备。

　　略显讽刺的是，就在埃弗拉尔四度入狱时，因强奸13岁女童而入狱地另一位儿童性侵犯曼努尔而·达·吕克提前获释。

　　2009年，吕克恶魔再现，奸杀晨练女性。总统萨科齐再次慰问受害人家属，此后，国民议会通过严苛法案，对拒绝化学阉割的性犯罪者，将强制送返监狱。

　　对儿童性侵犯强制化学阉割的法规通过，还来自各国的研究数据——性犯罪者(尤其儿童性犯罪者)的重犯率普遍偏高。

　　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心理学教授Karl Hanson，对31000名性犯罪者追踪5年后发现，其重犯率为13.7%；再对236名性犯罪者追踪7年后发现，其重犯率则上升到28%。

　　日本科学警察研究所曾对740名儿童性犯罪者进行分析，105人在5年内重犯，占比24%。

　　虽中国专业统计相对缺乏，但澎湃新闻曾梳理45份强奸幼女案公开文书，显示一人性侵多名的情况占10例，累犯4个；而上海基层两院亦在办案过程中认识到，儿童性犯罪者的重犯率高达40%以上。

　　基于此，化学阉割的防范作用凸显。

　　美国司法部研究表明：性犯罪者经化学阉割，在被释放后3年内，重犯率可从60%下降到15%～20%。根据瑞典、冰岛、丹麦、挪威等北欧四国数据，化学阉割促使当地相关案发率，由40%减少到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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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化学阉割的争议与隐忧

　　看上去简洁有效的化学阉割手段却也有软肋，这导致它在西方国家争议重重。

　　这些争议中，首当其冲的是来自人权组织的质疑。

　　欧洲理事会反酷刑委员会(CPT)就曾强烈抨击化学阉割，质疑捷克的化学(包括物理)阉割数据“不准确”，批评德国的化学阉割本质是对罪犯的“羞辱”。

　　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(HFHR)也曾指责波兰的化学阉割法规——任何所谓的“强行治疗”均“从不具备合理的必要性”。

　　甚至，在前述阿拉巴马州相关草案的关注中，违背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(禁止施于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)的质疑也曾多次被提及。

　　即使抛开人权意见者对“冷血”的质疑不论，在现实的层面，也有很多人担心：化学阉割可能造成的“逆反”。

　　2016年，在总统佐科·维多多的力推下，印尼通过立法，允许对恋童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。然而，印尼医生协会对比明确反对。表示侵犯人权的化学阉割无法治愈“恋童癖”，更会引发罪犯对执行医生或社会的报复。

　　对此，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也逐渐增多。

　　犯罪学专家宋浩波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对化学阉割总结道：

　　其疗法“几乎可完全消除罪犯的性欲”，而且可以使接受人继续正常生活，仅为压制会导致犯罪的心理倾向、生理欲望，是一种“人道主义的制裁方法”，这条观点，在每一次恶劣性侵事件发生时均支持甚广。

　　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赵军，在《新京报》的采访中曾详述道：

　　化学阉割“只能部分解决性犯罪的生理动因”，但性犯罪成因复杂，生理、心理、情景、社会等均有影响。单从生理因素着眼的预防措施，不太可能起到理想的预防效果。极端情况下，“过于严厉的、超出人道范畴的惩罚性规制措施，甚至可能导致更为极端的暴力犯罪”。

　　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则认为，针对犯罪分子接受化学阉割后，因心理遭受重创继而增加社会敌视和报复心理的担心，有必要对已经实施化学阉割多年国家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、研究和评估，全面和准确地评价化学阉割的实施效果，“为立法机关制定与化学阉割有关的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参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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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呼声渐高下的中国现状

　　比之欧美，亚洲在化学阉割的问题上要保守得多。亚洲各国中，韩国最早引入了化学阉割。

　　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《熔炉》及《素媛》的推动下，韩国通过了《性暴力特别修正法案》(“熔炉法”)及《对性犯罪者进行防止性冲动的药物治疗相关法案》(化学阉割)的修订。

韩国电影《熔炉》剧照

　　2012年5月，韩国首次依法对性侵4名未满13岁儿童的“少儿性嗜好症患者”重犯处以化学阉割，这在亚洲尚算首例。

　　2016年3月，哈萨克斯坦通过针对猥亵、性侵幼童的化学阉割法案(2018年1月1日生效)。2018年9月，哈萨克斯坦进行首例化学阉割，并通过了可负担2000名性犯罪者的化学阉割预算。

　　而在中国，性侵儿童的事件频发，根据最高法的数据：2015年至2018年11月，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11519件，平均每天几乎有7例。

　　但在立法方面，对性犯罪者进行密切追踪(如佩戴电子脚铐)等措施，在中国尚未提上日程。

　　自2002年和2005年分别取消了饱受诟病的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后，如今，中国终在区域性的从业限制上，刚刚走出一步。

　　2018年9月，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针对一起猥亵儿童案，发出从业禁止量刑建议并被法院采纳。被告人在刑罚执行完毕3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。

　　2019年5月，上海市政法委、市检察院、市高法、市公安局等16家单位联合发布《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》，以“健全完善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招录和管理机制，加强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”。

　　距离化学阉割的立法，也许我们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不过，尽管尚未提上议事日程，社交平台上，对于化学阉割的“引入”呼却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尤其在每一次恶劣性侵事件发生之后。